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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亮胜:此生武汉是故乡

作者: 发布日期:2018-03-29 浏览:

     

1989年,他从香港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发展丝宝集团的事业。1992年,加入了武汉市政协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启明学院由他捐资创建,他说,他在武汉投资兴业、商场竞逐,也在这里酝酿时光、安放岁月,武汉是他的故乡。

此生武汉是故乡

武汉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商都。商业是这座城市的骨髓。武汉的一千年历史,是一部武汉商业的发展繁荣史,靠的是武汉南船北马的商业巨埠地位,靠的是一代代名商巨贾的运筹帷幄,在这千年的滔滔巨流里面,我有幸参与其中,成为这道巨流的微小点滴,为武汉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每当想到这里,我就心有感激,感激武汉这座城市给予我平台,也感激这座城市赋予我人生深刻的意义。


武汉是我的福地

1989年,我回内地创业,当时流行一句话: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州,回广东创业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但当时我却做了一个很多朋友觉得诧异的决定,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武汉,发展丝宝集团的事业。

当时,广东沿海改革开放的程度比较高,朋友中有很多在广东投资,而且在广东投资的相关信息也特别多,很多人向我招手,让我去广东投资,但武汉有着其它很多地方所不具备的发展优势,吸引我做出这个选择。

第一个优势是渠道优势。当时,中国的货品销售必须要经过国有的批发渠道,否则是无法进入市场的。中国三大批发渠道中,广州批发基本覆盖的是华南地区,上海批发覆盖的是华东地区,而武汉批发覆盖面却特别广,覆盖的不只是整个华中地区,还可以辐射到东北、西北地区。我要把我的产品销往全国,毫无疑问,从武汉出发是最合理的。

另一个优势是武汉的环境。武汉的气候环境适合做化妆品,能适应这里环境的产品,就能适应整个中国市场。还有另外,武汉的商业环境也很好,那时武汉商场、中商百货、汉商百货是全国有名的大商场。还有是人才环境。武汉高校众多,每年有大批的大学生毕业,提供大量的人才。高素质的人才资源给丝宝事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注入了强大动力,对我们企业的发展帮助非常大。

还有一个优势是武汉的区位。根据我当时的考察,化妆品如果从广东运到北方有两个渠道——一是飞机,二是火车。火车那个时候要拼一个火车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飞机成本高,而且有个难点——那时候飞机货运要排队等好几天,所有货物都用帆布盖起来堆在机坪上,化妆品不能露天曝晒,因为怕太热会融化,这是最大的困难。而武汉居天下之中,到哪儿都四通八达非常方便,可以减少运输成本,保证了运输渠道。

因为这三条理由,让我一定要到武汉来。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时在广东的很多竞争对手,就凭这三条已经被限制了,无法超越我们。

武汉是我的乐土

人生什么最令人感到快乐?一千个人会有一千个答案。对我来说,在武汉二十多年的时光,我遇到了心意相通的合作伙伴,肝胆相照的良师益友,恩德相辅的知音知己;我收获事业、收获友谊,武汉浓浓的人情,就像粘合剂,已经把我和这片土地变得不可分离。在这里,回望人生路途上,武汉人的身影总是让人一种满心温暖的力量。

我也不曾一次对媒体记者讲:实践证明,丝宝每年以翻番的速度飞跃发展,除了天时、地利,更与武汉这里的人缘分不开。

作为较早的来汉投资的港资企业,从省里到市里,都对我们非常重视。省长、市长亲自会见了我们,给我们关心和鼓励,各级部门支持我们,给我们指导和便利。公司在武汉的发展非常顺利,我们遇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期。

除了领导们的重视,还有很多朋友的倾力帮助。丝宝最初的商业成绩,就是靠我们首创的国有批发加私营终端促销的特殊营销方式。

我们进入内地市场,武汉批发对企业发展初期帮助非常大。我们之间厂商互动非常好,那时丝宝和武汉批发站合作,运用的是其他人没有的模式,别的企业是把商品给了批发站就不管了,剩下的是批发站的事;而我们把货给了批发站去批发后,还组织人员去做市场、搞宣传,帮批发站去卖商品。只要把货批发到一个城市,就会有我们的人跟到那个城市,这样相互配合,让他们对我们更有信心,敢接我们的货。事实证明,当时我们首创的这种国有批发加私营终端促销的特殊营销方式,在丝宝发展初期起到了关键作用。

由丽花丝宝化妆品到后来转型生产舒蕾洗发水,是我们丝宝事业的重大节点。这时候我们的生产能力要扩容,需要建设一个生产基地。朋友给我介绍了蔡甸这个地方。是蔡甸的热情使我们把基地建在蔡甸,是蔡甸各级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使我们扎根在蔡甸,蔡甸见证了我们丝宝的成长。上世纪末,我们的基地在蔡甸投产以后,这一大片荒地周边也陆续有厂进驻了,如今已经发展成为蔡甸的工业中心,我们企业的发展也在此实现质的飞跃。

武汉是我的舞台

一个人的人生如果是本书的话,我这本书的内容,可能一半在商场,一半在政协。政协是一个大有作为的舞台,我的政协委员生涯,是我人生之旅的一段重要里程,是寻找人生价值一道浓墨重彩的印迹。现今置身政协这个平台上,责任感、成就感充盈其中,也让我展开了一段别样的人生。

我的政协起点,就是从武汉开始的。1992年,我加入了武汉市政协组织,成为一名积极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并从武汉政协起步,一步步走上湖北省政协、全国政协的平台,可以说,武汉政协是我重要的人生里程碑。

和武汉血肉交融地一起生活这么久,数十年来的生活体验和见闻是我政协履职的重要源泉,这块土地的兴盛、这里老百姓的民生、这个城市的未来,一枝一叶总关情。

武汉是中国的工业重镇。120年前,汉阳铁厂的第一炉钢水,开启了中国近现代钢铁工业征程;新中国成立后,武钢武重等一大批武字头制造企业对新中国的建设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然而,武汉因制造而兴,又因制造而困。因为武汉市工业发展一直呈现出重工业比重远远大于轻工业的明显特征。重工业中,钢铁、石化等前端型产业的比重又偏高,对行业产业链和其他行业的拉动作用较小。“大武汉”的“大”字中需要增添更适应市场经济大潮的新元素。

当时很多人提建议,武汉要打造武汉“金融中心”,要从实业中抽身而出,我是非常反对的。为什么呢?我来自香港,香港城市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教训就是抛弃制造业转投金融业,整个城市确实升级了,但是制造业北上也抽空香港的工业血脉,造成香港一业独大,为日后的经济转型问题埋下了伏笔。

我是一个对实业制造情有独钟的人。工业是武汉腾飞的渊薮,也是武汉复兴的基础。武汉绝不能抛弃制造业。因此当年我专门提了一个《大力发展终端型制造业,强化武汉的产业聚合功能》的提案,提议发展终端型制造业,弥补武汉工业发展的短板,为武汉的经济长远发展夯实根基。

所谓终端型产业,相对于钢铁石化这些重工业而言,它属于偏“轻”的产业,一般位于产业链末端,对上游产业的拉动效应显著,同时进入门槛相对较低。为什么主张发展终端型产业呢?这是因为制造终端产品,品牌效应突出;市场规模较大终端型产业能够对上游多种资源产生强烈需求,逆向带动上游产业的发展,武汉发展终端制造业可对周边省份产生协同效应,增强辐射力。

这个建议被接纳,在政府的大力培育下,武汉上榜的中国名牌产品一年比一年多,2006年一年就新增了5个,品牌建设的成绩也很令人鼓舞。我记得2001年首批中国名牌产品诞生,此后每年评选。武汉的终端制造业兴盛蓬勃,品牌队伍不断壮大,武汉制造的品牌影响力不断強大,包括我们丝宝集团的舒蕾。

我也提出关于大力发展湖泊旅游的建议。武汉是百湖之市,水域面积占全市1/4,这是让其它城市羡慕的资源。当时对湖泊还停留在城市水体的概念上,并没有把它视作宝贵的资源。适于休闲度假的湖泊资源没有被当作旅游资源,而是当作土地资源进行开发。所以城市水系丰富的特色不突出,城市的水景观也没有发展起色。

我觉得湖泊是武汉很难得的特色。武汉的湖泊应该珍惜好,要治理好作为全国的示范,不能老盯着湖泊打歪主意。有些湖泊周边全部被房子包围非常可惜,如果合理规划,不会损害经济效益,反而会对经济效益得到提升。

如今我的提议已经变成了现实,《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立法通过,《武汉湖泊志》出版,“锁定岸线、全面截污、还湖于民、一湖一景、江湖连通”的保护方针得到落实,这座城市对湖泊的历史欠账得到弥补,庄严承诺也一一兑现,让我感到非常喜悦。

武汉是我的故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但我的故乡内涵,可能要比很多人层次丰满得多。我的出生地在广东梅州,那里是赋予我血肉生命的故乡;而我的幸运地是武汉,这里是赋予我事业生命的故乡。和武汉沦肌沁骨相处的几十年,我和她的情缘,愿把他乡作故乡。

我们这代人都有一个情结,一旦自己的事业做出了些成绩,就会想着帮助故乡做些事情,这好像就是上天安排好的人生几部曲。公益事业也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这也应该是企业家的担当和社会责任。

作为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大城市,武汉的文化资源十分丰富,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品位的城市,为增加这座城市的人文之美,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我是非常乐意去做的。

2000年千禧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它是新世纪的转折,又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在千禧年这个独特的日子,武汉市决定举行一个与此相称的庆典,市里提出铸一口青铜大钟,挂在最有历史感的黄鹤楼上,用21响钟声,让我们带着千禧记忆跨进二十一世纪。

对一个省会城市而言,铸钟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武汉市为此成立了千年钟项目领导小组,希望项目小组,发挥智慧,依靠社会力量的支持来把这件湖北的千禧年盛事办好。我们公司出人力出资金,非常荣幸地参与了这一历史意义非凡的盛事。

为了铸钟,武汉市政府专门组建了工作班子,先后赴大连、南京、芜湖、杭州等地,找到当时国内铸造业的几家佼佼者,并参观了各地的艺术铸品,召集了全国各个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会同设计,进行反复试验,创造出“涂敷浆砂陶瓷型精密铸造新工艺”,先试制了两口2.1吨的小钟,再依照小钟的技术参数,运用多炉熔炼一次浇注成形,黄鹤楼上悬挂的二十一吨千禧吉祥钟得以顺利诞生!

如今,黄鹤楼的钟声已经成了这座城市的重要文化符号。每年的隆重节日,它都会被敲响,声音回荡在沿江三镇,听到的人觉得平安喜乐,整个城市的文化层次也更添加了一层。我觉得自己为武汉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武汉是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尤其令人感到骄傲的是,武汉有很多负笈海外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侨界知识分子,他们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但由于过去条件有限,待遇并不好;我是侨眷,我的父母都是归侨,家里有很多华侨亲戚,就连我的岳父岳母也是归侨,我从小就对华侨和归侨很有感情。在侨联的协助下设立了侨界科技奖励基金,为这些国家的有功之臣鼓气加油,让他们受到社会尊重,为国家多做贡献。

侨界科技奖励基金颁奖时,党委有关领导都会出席,为侨界科学家颁奖,并在报上大版面刊登表彰,受到全社会对侨界科技人才的重视和赞扬。很多获奖者都会珍藏这份报纸,他们珍惜这份荣誉。

记得第一次颁奖是在武昌的一个酒店会场,裘法祖院士来了,他一生得过很多大奖,但他以归侨的身份得到这个奖是第一次,让他很激动。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获得过此奖的知名科学家碰到我都会开心地说:梁先生,我们得过你的奖啊!

我去华中科技大学参观见到杨叔子老校长,他也津津乐道地专门说起他获奖的感受,感谢我对侨界科学家的关心和重视,他说,这个活动实际是引导整个社会共同关心侨界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奖金不在乎多少,但是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是很大的。

武汉是中国的教育重镇,“惟楚有才”的传统已经在这里延续了数千年,丝宝受益于这里的人才,我念兹在兹也想为这里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一次在参加全国“两会”期间,和华中科技大学李培根校长一起,谈到教育体制的时候,我谈到了我的女儿在外国读书,她接受的教育让她学会了自立,学到了团队精神,学会了很多国内学校学不到的东西。李校长很同意我的看法,他很希望建立一个和其它学院不同的,培养全方位人才的学院,培养有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创业能力的学生。

这个想法和我不谋而合,于是我决定捐资华中科技大学创建启明学院。启明学院是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颗新星,进入这座学院的学生,比如学机械的,不仅要学习本科专业,还要学习计算机、营销管理、人力资源、团队协作等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独当一面,才有可能有创业精神。

启明学院在一开始就对学生有很高的要求,必须是考进华科大以后进行再次考试择优才能进入启明学院的,而且课程是非常特别的,这些学生是用项目来上课的,比如一组十个人,给一个项目让十个人组成团队来做,这些项目都是有企业跟踪的,十个人要从产品的构思到材料采购到制造过程中流程的控制,时间的节点,人员的安排都自行研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专业的学生都学到了自己专业以外的东西。后来这个学院经过几年的实践,学院中出来的学生确实比其他学生的能力要强。所以教育部专门发文在全国表彰了启明学院,号召全国大学学习启明学院,而且写成了简报到中共中央常委,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匆匆三十多年,武汉的城市发展非常快。我亲眼见证了这座从计划经济时代苏醒的城市,变成今天中国城市发展的新星。现在谈起武汉,人们的印象是发展很快、很大、很美、很现代。武汉的口号“每天不一样”,这是武汉每天都在快速发展快速进步的真实写照。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走南闯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用自己在一座座城市、一块块土地上的故事来拼写的。我的故事中,武汉的分量特别的足,也是特别浓墨重彩的单元。这里是我成长的根系,也是我灵魂的栖居。我在这里投资兴业、商场竞逐,也在这里酝酿时光、安放岁月。每一个怀揣梦想的异乡人,我用我经历告诉你:这里能够重塑你的价值,这里能让你的人生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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